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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0年《婚姻法》修改:感情破裂条款和军婚引争

2019-01-16 05:43编辑:admin人气:


  张稼夫很激动地从会场后面走到前面来,问彭真:“‘感情确已破裂’,彭真同志你手里有没有一把尺子?如果有我就同意。如果没有,那就是法官说了算,我不赞成。”彭真当时就笑了,他说:“你把我问住了。”

  1979年9月底,37岁的张春生调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时,对法律可以说一无所知。

  法制委员会1979年3月成立,彭线位主任、副主任和委员,不是中共高级干部,就是资深法学家。百废待兴的海量立法工作,奇缺年轻的办事人员,是否学过法律,就无法强求了。

 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1960年代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过政治理论课教师、此前在街道办事处任副主任的张春生,被调进了法制委员会。

  张春生来到设在人民大会堂南三楼的法制委员会办公室时,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已有20多个。他们自嘲不是和尚,不懂念经,“剃了个光头就混进来了”。

  张春生被分配到法制委员会下属的研究室,工作主要是抄抄写写、调查研究。就是在这里,他从最初“看着法律条文就犯困”的外行,一路成长,直至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(1983年法制委员会改名为法制工作委员会)副主任,现为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会长。

  张春生进入法制委员会之时,正逢《婚姻法》的修改,这成为他法律之路的起点。因而,经过30多年,他对这部法律的立法经过依然记忆清晰,如数家珍。

  张春生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1980年的《婚姻法》中,有4个问题争议最大。在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前,法制委员会党组以彭真的名义,专门向中共中央打了报告。率中央书记处讨论后,批准了这个报告。

  离婚问题可以说是这次《婚姻法》修订的直接原因之一。经过10年文革,婚姻家庭领域成为受破坏的重灾区。1978年9月,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,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两度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建议修改《婚姻法》的请示报告。很快,经批准,由全国妇联牵头,组成了修改《婚姻法》领导小组,康克清为组长。

  妇联倾向于对离婚加以限制。因为,有一种意见认为,正是因为离婚太自由了,才导致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如此之多的“第三者”现象。

  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《婚姻法》第十七条规定:“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,准予离婚。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,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,亦准予离婚。”

  这一离婚条款,在张春生看来,贯彻了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“破裂主义”离婚原则,可以说离婚很自由,“相当现代,相当人性”。

  张春生解释,当时做这样的规定,就是为了解放人,尤其是解放妇女,因为那时候男女不平等,提出离婚的大多是妇女。

  不过,1950年的《婚姻法》从某种程度上也为离婚设置了一些限制,即需先经调解。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对这一规定有不同意见,为此专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。“反对调解,她的理由是,只要写了调解就可能拿着调解做借口,不许离婚。”张春生说。

  这一意见最终没有被接受。“调解是为了家庭稳定,为了社会稳定,个人自由和家庭稳定之间需要一定平衡。”张春生这样评价。

  《婚姻法》所规定的比较自由的离婚条款,帮助当时不计其数的深受包办买卖婚姻、重婚、纳妾、虐待、遗弃之害的当事人挣脱了不幸婚姻的枷锁。到上世纪70年代末,包办婚姻的问题已经大大改观。

  遇罗锦的哥哥是因反对“血统论”而闻名、1970年遇害的遇罗克。受遇罗克牵连,遇罗锦曾因“反动言论”被劳教三年。1978年7月,经人介绍,没有北京户口的遇罗锦和北京一姓蔡的工人结婚。婚后,蔡为妻子的事多方奔走。1979年,遇罗克兄妹均获平反。

  1980年5月,遇罗锦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,要求离婚,理由是她和丈夫之间没有爱情。男方认为遇罗锦亏欠他很多,“没有爱情”只是一个借口,根本是忘恩负义,拿他当在北京落脚的跳板。社会舆论也多站在他这一边。

(来源:未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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